一财VIP读书会丨两位医生的东北往事与一座急速衰落的工业城市

近日,第一财经VIP读书会在上海建国璞隐陆家嘴世博中心店举办,第一财经特稿部副主任李刚作为这一期读书会的领读人,带领大家阅读了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,分享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两位沈阳医生的故事,并通过他们及其家庭40多年的经历,解读了沈阳这座昔日重要工业城市的剧烈变化,以及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变迁。

书名朴实无华,乍一看以为只是两个普通人的平凡故事。洋洋洒洒39万字,也的确是围绕这两位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展开,“但是翻开书开始阅读,就能体会到两位作者的宏大视野”。李刚说,作者深入探究沈阳这座东北中心城市急速衰落的原因,尤其关注城市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群——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在社会震荡中的挣扎。在东北引发舆论热议的当下,这本书的严肃与严谨,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。

从人物故事切入大历史,显然是两位媒体人出身的作者偏爱的角度。作者之一伊险峰是张医生和王医生的中学同学,失联多年后重聚的一场同学会,令他产生通过两位医生来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。随后他得到了两位医生的郑重回应,愿意接受采访。

“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兴起的兼有新闻报道和文学特质的体裁,把新闻写作向更深度和更广度进行拓展,值得关注。”李刚在领读中希望大家多关注非虚构作品,认为这一体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媒介呈现。这本书在写作上非常特别的一点是,作者不会“藏”得很深,“他们会时不时跳出来,把自己的经历、想法和存在呈现出来,与书中其他人物并置,自己也参与到讨论中”。这样的写法也是作者态度的体现。

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紧密围绕着沈阳这座城市展开,城市的经济、社会与人文环境及其变化,可以说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。“这本书让我非常感兴趣的维度之一,就是沈阳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,在东北经济衰落成为社会热点话题,但却缺乏深刻和严肃讨论的时候,介入这样的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”李刚说,两位作者非常自觉地试图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,看待沈阳4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,因为城市变迁的背后,其实是很多人命运的转折和抗争,其中受影响最大的,就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庭。而在东北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,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怎样面对未来,也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人文视角的议题。显然,作者的思考也希望在回溯历史的同时厘清未来的路。

《钢的琴》剧照

《钢的琴》剧照

书的开篇,即把目光对准了100多年前的沈阳城,借助铁路交通的大发展和关内大量移民迁入,以及各路资本的推动,沈阳迅速发展,这与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衰落和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张医生和王先生,两位生在沈阳长在沈阳的中年人,生活在非常强大的历史语境当中,他们的生活和命运,与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息息相关,城市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人生。尽管作为高级专业人才,两位医生看起来摆脱了众多工人子弟“掉队”的命运,看起来功成名就,“但他们从中感受到的,与其说是幸福和欣慰,不如说是饱含着疲惫和怀疑的庆幸”——沈阳人李海鹏的这句评论,浸透了亲历者的沉重。

令人困惑的“社会”

伊险峰和杨樱明确表示,他们写作的目的是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经历呈现出来。“因为他们是流动性最强,人生最积极,机遇完好,通过努力完成了阶层变迁的一代人。”这样的一批人身上,刻满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痕迹,理解了他们,可能也就理解了当代中国。

张医生和王医生出身工人和市民阶层,依靠家庭的支持和自己的聪慧、努力,他们成为能力出众、收入丰厚、有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。两位作者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“呈现专业人士的知识、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”。这是他们非常想探究的问题,书中相当大的篇幅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。

李刚认为,书中反复出现的“奖学金男孩”这一说法,与另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“社会”不断对峙冲撞,成为理解两位医生人生选择和精神困境的切入点。“奖学金男孩”来自英国学者理查德·霍加特,他在《识字的用途》一书中把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逃离工人阶层的一群人称为“奖学金男孩”。而在伊险峰和杨樱的笔下,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人阶级,与沈阳上世纪80年代的工人阶层,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,沈阳作为昔日重要工业城市的衰落经历,也可以在英国和美国找到类似的参照。

两位医生这样的男生,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质。第一条就是“一定要听话”,主要是听他们精明而强势的母亲的话;还有一条,则是缺少管理能力。可以说,这些特质是他们突破阶层的关键因素,但也成为他们走入社会后遭遇瓶颈的原因。父母从小就对他们严格要求,严禁他们接触那些“社会”的人和事物,但等到他们离开学校踏上职业岗位,他们就必须具备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,这对“奖学金男孩”而言太难了。

张医生与王医生如何在缺乏混“社会”的经验的情况下理解和融入社会,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真正立足,这是他们持续至今的焦虑。张医生智商过人,他认为学医有点委屈自己了,其实完全可以去做更烧脑的工作。但是他至今认同母亲为他做的选择。“他觉得自己去学计算机的话,可能会变成只知道解决专业问题的一个呆头呆脑的人,学医让他跟社会保持了接触,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观点。”李刚说。

李海鹏对“社会”一词的特定含义尤其看重,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:“在沈阳,人们口耳相传的‘社会’正如书中所说,‘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准确的外延和内涵的词’。”在他看来,“社会”是缺少透明度的,是无数人际联盟同时作用下的一种过分复杂的游戏规则。两位医生职业发展中的诸多不顺,以及“不会来事儿”等自我评价,都和他们与“社会”的格格不入息息相关。张医生有些怪异的“不能独自吃晚餐”的执念,体现出他对“社会”的困惑和无奈,成为他无法跳脱经验局限的个人命运的缩影。

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

这本书的关键词之一,是“工业城市”。沈阳是中国持续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典型的工业城市,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围绕企业展开的单位社会,工人及其家庭的几乎所有需求都在单位这个小社会中得到满足。王医生的父亲就是工厂工人,他所住的家属区是204,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精神世界也在工厂这个大环境下被塑造。男性气概、权力崇拜、对“南方”的妖魔化解读等,都成为环境所塑造的人格的一部分。

两位医生都是医学博士,是专业能力突出的精英医生,从学历和专业能力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顶尖的人才,但是他们的基本人文常识很有限,这与他们成长的环境关系密切,有些知识和兴趣因为“无用”而被舍弃,王医生更是出于对政工干部的厌恶而排斥文科生,“可以说他们是留在工人阶级精神世界的中产阶级”。

“张医生和王医生都不觉得自己是‘社会’人,他们说,我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,但是他们在被排挤、被算计或是不顺利的时候,会通过某种妥协和关系来解决问题。”李刚说,两位主人公认为这并不存在矛盾,他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自洽。

与“南方”相对应的沈阳或北方,可以视为典型的熟人社会,办事要靠关系。两位医生对此颇有抱怨也深受其害,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接受了。“王医生向往‘南方’自由的工作氛围,但当作者问他,如果你再年轻一点,30岁或40岁的话会不会去南方时,他最后想了想还是说不去。”从这个细节,可以看出王医生的人生被局限的状态。

谈及东北经济社会的衰落,所谓的转型失败也好,或者城市文化的短板也好,与社会的状态、顽固延续的群体观念有非常大的关系。“如果不能顺利发展进入陌生人社会,很多规则就没办法建立起来,而延续原有的社会规则,对于拥有文化资本但缺乏其他资本的人来说,就存在非常大的阻力。”作者对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解读,依然是通过主人公及其家庭的经历展开,最终落在两位医生“知识、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”中所遭遇的困境。

在一座没有顺利进入现代文明的城市,很难拥有与现代文明匹配的人格。两位医生尽管拥有相对顺畅的人生,却仍然充满了难以破解的困局。作者在书中引用罗伯特·E.帕克的理论: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“废弃物”,而其中大部分是人。这句颇为血腥的论断,是张医生、王医生和他们那一代人曾经经历的残酷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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